•   “我是一枚下岗的纱锭,结束了往日的高速旋转,走出厂门的三分悲壮七分失落,换回了四分技艺六分期待……”

      在这首题为《纱锭的梦幻》的诗作开头,原上海第二印染厂工会副主席张卫东写下这样的句子。

      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大幕徐徐拉开,全市有高达100万人成了下岗职工,纺织职工首当其冲,纱锭的“悲壮”与“失落”,便来源于此。

      人往哪里去?随着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建立,这个困扰上海的难题有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而百万下岗职工,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期待”。

      1998年1月23日11时8分,在浦东钢铁(集团)公司,电磁吸盘抓起巨型铁锤,重重砸在报废的细纱机零部件上,这些来自申新九厂的细纱机残骸,转瞬成为一堆废料,被投入熔炉。全国纺织业压锭1000万的序幕,在上海拉开。

      1992年,曾长期作为上海“母亲工业”的纺织工业,站在了历史转折的关口——这个拥有55万职工、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支柱产业,利税降至13亿元。而当时只有2.4万职工的汽车工业,利税却突破14亿元,一举取代了纺织产业的龙头地位。

      “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奋斗目标的上海,不能再容纳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时任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的朱匡宇说:“只有大大压缩生产总量,向技术资金密集型方向调整,纺织工业才有发展前途。”

      凭着“壮士断腕”的气概,上海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难以维持的企业,果断地采取了关、停、并、转、迁、租、卖、破等措施。1994年,第二织带厂破产,成为上海纺织第一家破产企业。同时,以往靠棉纺织初级加工吃饭的格局也在改变,开始向着“高档次、新技术、多元化、外向型”的定位目标转变。

      计划经济时代,纺织工业是政府安置劳动力的最大产业。产业的大调整迫在眉睫,随之而来的38万富余职工大军如何分流,劳动力如何实现安全大转移?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一时横亘在了所有人面前。

      “决不能把下岗职工当作包袱,一推了事,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帮助他们重新再就业。”在朱匡宇看来,上海纺织工业的战略大调整是以纺织职工下岗作出牺牲为代价的。因此,在推进产业战略调整的同时,“富余职工再就业工程”也被写进了计划。

      1994年底,经市妇联牵线,市纺织局与上海航空公司决定在纺织下岗女工中招收空中乘务员,18名职工经过层层选拔,实现了从“纺嫂”到“空嫂”的转身。

      如果各行各业都像上海航空一样伸出援手,何愁劳动力分流不成功?纺织女工连航空服务岗位都能上,还有哪个行当不能做?“空嫂”上天,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改变了社会对“下岗”这个名词的认识,看到“下岗”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次机遇,推动了社会就业观念的根本性改变。

      自此,社会各界开始积极吸纳纺织职工,一大批纺织女工实现了再就业:有参加地铁工作的“地嫂”,到传呼台工作的“呼嫂”,到大型超市工作的“商嫂”……从上航招收“空嫂”,到“空嫂”培训后上天,前后10个月中,社会各界吸纳的纺织职工超过5万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渠道大大拓展。

      时任市委书记黄菊也对国企改革及随之而来的职工就业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1994年赴德国考察期间,黄菊了解到当地有一个叫“托管局”的机构,既为失业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进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就业。他提出,可以借鉴托管局思路,结合上海实际,不能仅靠政府一家托管,必须多管齐下,形成社会合力,为下岗职工离开企业到社会再就业建立“安全通道”。

      1996年,上海成立了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调动全社会力量,分流下岗职工。在市领导反复基层调研、了解实情、研究探讨后,一个精心设计的创新模式——再就业服务中心——终于被勾勒出来。那年7月,市政府决定在下岗职工相对集中的纺织、仪电两个行业进行试点,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既不让下岗职工滞留在企业内部,又不简单把他们推向社会。

      “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在工作中总结,在工作中探索。”当年在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王嘉介绍,作为国家试点实施“再就业工程”的30个城市之一,上海的再就业工作“没有参照,也没有样板”。

      就在这样的的背景下,再就业服务中心建立,为下岗职工搭起了一座“桥”,使他们获得了宝贵的“过渡期”。中心为他们保障基本生活,并组织开展职业培训,从技能和心理上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引导他们向区县分流、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生产自救或自谋职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门诊医疗费、社会保险费由中心承担,资金则由政府、社会、控股(集团)公司三方共同筹集。

      “我们采取的分流措施是一个系列,是一套组合,根据下岗职工特点度身定制,综合施策。”曾任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处长,现任市人社局巡视员的应鸿庆介绍,针对年龄大的下岗职工,采取提前退休或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办法;对年纪较轻的职工,通过职业培训或直接推荐介绍实现市场化就业;对想创业的职工,则给予非正规就业的优惠政策;就业困难的职工,用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办法实施就业托底。

      “绝大多数下岗工人能理解、肯吃苦,他们的毅力让人敬佩。”那些年里,为了了解下岗工人情况、解决实际困难,王嘉每天都在奔走中度过,早已没有下班的概念,他却丝毫不觉得辛劳。下岗职工努力重返社会的激情,使他感到自己一刻也不能停歇。

      纺织、仪电两个再就业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作的半年内,就有11.5万下岗职工进入中心,其中有5.8万人通过中心实现了再就业。此后,轻工、广电、冶金、化工和建材等行业也采用相同模式,全市共建立了308个再就业服务中心,为解决国企职工分流的难题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到2001年,全市累计进入中心的98万下岗人员全部分流完毕,再就业服务中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上海推进“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也成为了职工再就业的宝贵契机。朱匡宇在给黄菊的信中提议:1958年,社区输送了大量劳动力,支持纺织工业的大发展;38年后,纺织有一批经过长期实践锻炼的人才资源,可以送到社区,支援街道和居委会的建设。

      意见得到了黄菊的肯定。在原卢湾区率先开展纺织行业向社区输送干部的工作后,普陀、杨浦、长宁等区相继举行了为纺织干部专设的招聘会,一大批纺织干部成了社区工作的骨干,有些同志还当上了街道党委书记。

      “不需要再旋转的纱锭,自有再发光发热的田园,我们可以在新的角落,去寻觅新生活的甘甜。”诗的结尾,张卫东这样写道。通过再就业工程,以上海纺织职工为代表的广大下岗职工们,得以开启自己的崭新人生。

      2000年,国家经贸委和劳动保障部集中组织各省市干部,在上海开办学习班,主题是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而此时,上海仪电、广电、建材等集团再就业服务中心已改造为与劳动力市场配套的职业介绍和培训中心。

      “上海改革的进程到了这一步。”应鸿庆回忆,按照设计,“中心”本就是一个过渡性的措施,迟早要拆。至于何时拆,主要取决于两项条件:一是中心内的下岗职工已分流完毕,二是劳动力市场机制已经建立起来。而这两项条件,当时都已基本具备。

      随着再就业工程的推进,上海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培育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职工“能进能出”的机制已经建立,“一次分配定终身”成为历史,企业可以自主用人,劳动者也可以自主择业。政府部门则建立了市、区县、街镇三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免费提供就业信息等服务,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信息系统,使就业信息实现全市联网;社会职业中介机构和人才服务机构已开始发育。劳动力作为资源实现市场化配置的条件已经具备。

      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定产物,就业,却是一个恒久不变的重要话题。再就业工程试点时,上海为分流职工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一些是临时性、阶段性的应急之策,还有一些则具有长久生命力,对今天的就业促进政策依然产生着影响。

      再就业工程的推进过程中,职业培训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在上海正在经历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过程中,企业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上海在全国首开先河,由政府根据劳动力市场显示的供需信息,拿出培训项目,向社会培训机构进行网上招标,保证了每年至少有10万人次通过高质量的职业培训顺利获得就业。

      同时,当时的上海市劳动保障局便在天山路建立了公共实训基地,购买先进设备,供社会培训机构免费使用,建成后,每年接受实训人次超过50万。中央领导都曾前往该基地视察。

      今天,全社会对职业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已有了全新认识,“工匠精神”也已深入人心,上海不仅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还成功申办2021年的世界技能大赛,职业培训事业步入了黄金时期,这些都离不开当初的探索。

      2001年,在总结再就业工程经验的基础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又在全国率先推出“4050工程”,重点安排40岁左右女性和50岁左右男性就业困难群体的再就业,并把原来政府大包大揽的“救济式”投入改为政府支持和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相结合,开辟出了城市就业的新渠道。

      随着政府部门对非正规就业的支持不断加大,一批批创业者开始涌现出来。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要求,上海开展了多轮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专项行动计划,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上海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截至9月底,上海今年已新增就业岗位55.57万个,超过全年50万个的目标。2012年以来,上海每年都能新增约60万个就业岗位,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4.1%—4.2%。

      “通过鼓励创新创业,创造就业机会,更能够促进高质量的就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杨永华,将之比喻为“四两拨千斤”。据统计,前三轮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已累计帮扶引领成功创业10.6万人,带动就业82.5万人,截至今年9月底,已帮扶引领成功创业9775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市人社局负责人表示,上海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步,接下来,还将继续通过构建就业保障、创业扶持、技能提升、就业服务和风险防范体系,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满意度。

      在纺织行业劳动力安置过程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原则——“无情调整,有情操作”。

      历史的嬗变是无情的。大到整个产业,小到每个人,要重新来过,都是很艰难的。

      纺织砸锭,砸掉了作为上海龙头产业的光辉过往,也砸掉了数十万职工赖以生存的“饭碗”。然而若非无路可退,谁会选择从头再来?站在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不主动求变,或许就会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要闯出一条无人走过的新路,无疑需要勇气与智慧。从再就业工程的发展历程中,“壮士断腕”的决心,政策设计的周虑,都体现无遗。这些在当下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进程中,仍一如既往地重要。

      不过更重要的,是“有情操作”所体现出的改革者的“初心”。“结构调整是痛苦的事,真正作出奉献的是广大职工群众,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奉献。”当年纺织行业的一位领导曾这样说过。这就是“初心”的体现,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践行。

      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份向往,就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是改革的动力。

      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缔造者,心中时刻有人民,改革始终为人民,才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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